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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医疗理解医生(聚焦·新记者走近医生)

https://news.hlgnet.com  2014-09-12     回龙观资讯中心  


北京回龙观医院酒依赖治疗病房主任杨可冰。



北京老年医院临终关怀病房护士周艳青。



北京朝阳医院妇产科副主任王淑珍。


近年来,我国暴力伤医事件频发。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医患双方不信任。北京市医管局连续两年组织“医患双体验”活动,旨在增强医患之间的理解和信任,重塑和谐医患关系,化解医患信任危机。近日,本报3名新入职的记者参加“医患双体验”活动,深入3家不同的医院,体验了精神科医生、临终关怀病房护士、妇科医生等不同岗位,跟随医务人员出门诊、查房,记录他们的辛劳工作。今天,我们推出这组报道,以期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思考。


北京回龙观医院杨可冰


医生和病人一起坚持


本报记者 李心萍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饮酒?”“一般喝什么酒?白酒、啤酒还是其他?”“什么时候喝得凶?”“想戒酒,您自己有没有决心?”……


8月22日上午8点,记者跟随北京回龙观医院酒依赖治疗病房主任杨可冰出门诊。面对各种前来戒酒的病人,杨可冰总是不厌其烦地从这些基础问题开始。既向患者提问,也向家属提问,从中掌握病人饮酒的历史,也借此观察病人关于戒酒的态度以及考察病人的记忆能力。


杨可冰199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精神卫生专业,毕业后到北京回龙观医院从事精神科临床工作,至今已有15个年头了。


又一位病人走进门诊室,这是当天第四位前来咨询戒酒的病人。病人坐下时身体略微有些颤抖,这让杨可冰有些担忧,但他依然沉稳地与病人沟通。


“从什么时候开始喝酒?”


“就这几年喝得多点,就这几年的事。”病人显然有些回避问题,没有正面回答。


“那您来说吧,您老伴从什么时候开始喝酒?”面对病人的回避,杨可冰转向病人的家属进行询问。


“大概就2011年开始喝得厉害,都管不住……”病人家属也没有完全理解医生的意思,开始抱怨病人饮酒影响正常家庭生活和工作。


“您稍等一下,听明白我的问题,您老伴从什么时候开始饮酒,咱们慢慢一步一步来。”在适当的时机,杨可冰打断了家属的抱怨,再次重申了自己的问题。


“几岁开始,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我俩结婚的时候他就喝酒了。你自己说,几岁开始喝酒?”家属说。


面对亲人的提问,病人终于不再回避:“十几岁吧,快20岁的时候开始喝。”


“快20岁开始喝,您今年50多岁,那得有30多年的饮酒史了。喝酒的时间挺久的。”杨可冰对病人及其家属说。


“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喝酒喝得凶了?”


“就这几年,就这几年。”病人急忙回答。


这样的对话还在继续,病人一直在回避,家属总对病人抱怨,沟通一直不畅。杨医生则不急不躁,耐心倾听,不断重申问题,引导病人和家属准确回答。除了了解病人饮酒的情况,杨医生还通过一系列的身体及心理状态检查,观察酒对病人身体机能的损伤情况。“饮酒过多会损坏人的肝脏、认知能力、记忆能力及情绪控制等。”杨可冰说。


“任何行为上瘾,甚至只是养成习惯都是很难戒掉的。一个人觉得自己每天早餐都得吃油条,养成习惯了,让他早餐不要吃油条,对他来说也是很痛苦的,很难改变的。”杨可冰这样说道。


10时30分,借着病人做检查的空隙,杨医生才有机会喝口水,去趟卫生间。还未等杨医生回到门诊室,病人已先到一步。回到门诊室的杨医生再次投入到工作中。11时40分,杨可冰结束了上午的门诊,他说:“赶紧去食堂吃饭,病房还一大堆事等着我呢。”


13时30分,回到病房区的杨可冰开始查房,一一问病人:感觉如何?症状有没有减轻?有没有觉得舒服点?他不时提醒病人要穿好衣服,别着凉。这种朋友式的问候,让病人减少了心理负担。


16时30分,病房进行了早晚班交接,但杨医生的工作仍未结束。他说:“物质依赖的治疗是长期的,病人要坚持,家属要坚持,医生也要坚持。”


治病需要爱心与耐心(记者手记)


酒依赖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医生、病人、家属的全程参与。


患者家属迫切希望医生能快速、一劳永逸地让病人摆脱酒精的影响。在一段时间的治疗后,若没有出现预期效果,许多人倾向于埋怨医生,放弃治疗。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家属对治疗的难度、长期性及反复性没有足够的准备。由于家属莫名的急躁和焦虑,许多治疗过程就在这种焦虑和不信任中被打断,只能增加病人治疗的难度。


治疗过程的沟通交流,能帮助患者建立起对医生的信任,谨遵医嘱,一步一个脚印进行治疗康复。通过这次体验,记者为医生的尽责动容,也真心希望家属对医生多一分信任,多一分耐心,与医生并肩作战,共同陪伴病人康复。


北京老年医院周艳青


看见最多的就是死亡


本报记者 王浩


医院是大多数人离开世界的最后一站。8月22日上午8时,记者来到北京老年医院,跟随临终关怀病房护士周艳青体验护理工作。她从事护士工作已25年。


交班时,夜班护士交代了每一位患者的身体状况和注意事项,周艳青开始一天的工作。临终关怀病房共有20多位临终老人,她负责其中6位老人。


周艳青在病房认真检查每位患者的身体状况。查房后,紧接着做日常护理,包括配液、输液、吸痰、测血糖、量体温等,还需要执行医生临时医嘱。她像陀螺一样一刻不停歇,来来回回穿梭在配药室和病房之间,连看一眼手机的时间都没有。


“因为病人的特殊性,有些看似简单的护理工作做起来十分费力。”周艳青此刻正在给一位昏迷的老人打针。患者长期昏迷,上肢蜷缩,在护工的配合下,她先把患者的胳膊抬起来并固定住,然后仰着身体,仔细地寻找血管。旁边工作人员开玩笑说,周护士的打针姿势难度真高。


临终关怀病房的病人长期昏迷,能交流的寥寥无几。周艳青推开一间病房的门,对记者说,这位王教授还能做简单交流,每次来换药,她都和他说说话。


“王教授,您还认识我吗?”


“认识你,你是我住过的三个医院服务态度最好的护士。”


“那我是谁?”


“你是小李。”


“我是周护士。”


周艳青转过头对着记者苦笑。王教授虽然能说话,但是意识不是特别清楚,而且因为白内障完全看不见。


和病人无法交流,增加了护士的工作难度。根据病人的描述作判断,有些症状需要及时告知医生,有些症状进行普通护理就行。周艳青无法获得病人真实感受,只能靠经验来作出判断。


忙完日常检查和护理,执行完医嘱,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这是周艳青一天难得可以喘息的时段。简单地吃过饭后,她回到办公室开始填写各种表格。她说:“坐着填写表格,对我们来说就是休息。”


“我们人手真的太少了。”这时赵护士长走过来说,“美国医院护士和病人比例可以达到1∶1,像周护士一个人就负责6个人,工作量真的很大。”


13时,同样的流程再次继续,配液、输液、测体温、测血糖、执行医嘱……


下班前,有护士进来提醒某位患者停用所有的点滴。周艳青说,这位患者因为长期卧床,血管和骨骼已经畸形,外部进入的液体无法顺畅地在体内流通,和他的家人商量后,决定停止输液。没有了药物帮助,病人很快全身感染,最多也就几天的时间。


一位护士进来对周艳青说,下周你回来上班,可能就见不到22床的病人了。医生说她最多只能坚持2天了。


16时,周艳青交接班,结束一天的工作。她说:“我们见的最多的就是死亡。”


为生命赢得最后尊严(记者手记)


临终关怀病房是北京市老年医院的特色病房。这里不像急诊室那样喧闹忙碌,不像ICU那样时刻处于备战状态,而是非常安静,只有护士和医生偶尔喊话的声音。每个病人也都保持相同的姿势,静静地躺在床上,手里握着卷成柱状体的毛巾,以防止手掌长期蜷缩产生变形。全身插满管子,头上的机器嘀嘀地记录着生命的迹象。


这些老人被医护人员精心照料着,安然地去世。我国未富先老,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超过10%,需要临终关怀的老人越来越多。但是临终关怀在我国还受重视不够,提供相关服务的医院和社会组织力量十分有限。临终关怀不只是需要专业的护理人员,更需要对生命的敬畏。周护士事无巨细,即使再平常不过的输液,她都要反复确认,这种较真的劲头实际上是对老人的关爱,对生命的尊重。


医院是每个人生老病死的地方,也是让人对生命产生敬畏的地方。暴力伤医挽不回生命的尊严。尊重医生就是尊重生命。医患双方需要换位思考,相互理解,携手为生命赢得尊严。


北京朝阳医院王淑珍


病人的信心来自医生


本报记者 王观


8月27日下午,记者来到北京朝阳医院,跟随妇产科副主任王淑珍进行查房。


14时,她刚刚做完手术开始吃午饭。此时休息室的桌子上还有很多未开封的盒饭。这对于王淑珍来说已经习以为常。她说:“一台手术几个小时,午饭不能按时吃已经是常事了,3点前能吃到午饭就很满足了。”


52岁的王淑珍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已经在医院工作了29年。记者问她,妇科是不是相比产科要轻松一些?王淑珍苦笑着说:“也不轻松。”话音未落,一旁吃饭的另一位医生说:“妇科是持久战,产科是游击战。产科一台手术两个小时也就结束了,妇科有时需要五六甚至七八个小时。”王淑珍补充道:“有的年轻护士上完夜班第二天接着上一天白班,真的是特别辛苦,很不容易啊!”


妇科的病房位于朝阳医院D楼妇科二病区。吃过午饭,王淑珍开始查房,一个一个床位地看,对每个病人都细心地询问:“手术做完感觉怎么样啊?”“今天有没有什么不舒服?”边询问边亲自走上前去做妇科按压检查,查看病人治疗信息及恢复情况。她医术手法熟练,待人随和,做事干练,病人们都很信赖她。


查房不只是了解患者的病情发展,还能拉近医患之间的距离,增加医患互信。前段时间查房,有一位住院的老太太突然拉着王淑珍的手说:“王主任,我错怪您了。”原来老太太之前想挂王淑珍的号,发现她每周只出诊两次,心里责怪怎么能只出诊两天呢?住院后才知道,门诊只是医生工作的一部分,医生也得看住院的病人,还有很多手术需要做。


除了病房检查,王淑珍还需要带新住院的病人到妇科检查室做检查。妇科检查室只有一张检查床,需要病人挨个进去。


“等一下,没有铺一次性床单,你怎么就坐上去了?”在检查床上检查,需要铺上一次性床单,防止不同病人间交叉感染。王淑珍善意提醒,就好像是患者的家属和朋友。


“这是第五个疗程了吧?”王淑珍边写治疗单边对一名化疗的患者说。她记着每一个患者的治疗情况。这位60多岁的患者卵巢癌术后6年复发,每3周来一次进行化疗,当天刚好是新一轮化疗。王淑珍戴上手套,熟练地拿出一次性窥器检查:“恢复得挺好,最近没有什么异常吧?继续做一个疗程吧!”病人说:“啊?我觉得不用做了,已经挺好了。”王淑珍语气严厉地说:“那可不行,按照治疗规范你还得再继续化疗……你再坚持坚持,才能好得彻底!”病人像孩子一样乖乖地听着 “教导”,笑着离开了。


“你出现这个症状多久了?”这是一位新来的50多岁患有宫颈癌的外地患者,王淑珍在出门诊时安排她住院治疗。“你确定吗?再好好想想,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症状?”王淑珍眉头紧锁,显然对患者支支吾吾的回答表示怀疑。她语气放平缓,继续耐心地询问:“你生过几个孩子,都是顺产吗?”“那你最近一次出现不适是什么时候?有没有出血?是什么样的?”听着患者的回答,王淑珍紧锁的眉头慢慢地舒展。


“好的,下一个进来吧!”就这样,王淑珍不厌其烦、耐心细致地对每个病人进行检查,完成了下午的医疗查房和检查。


17时,记者和王淑珍道别,但她还要留在办公室,与其他医生对第二天需要手术的病人进行再次讨论。


医生辛苦超乎想象(记者手记)


结束在北京朝阳医院的体验,我感受最为深刻的就是,医务人员连轴转,辛苦程度超乎常人想象。他们有时需要夜以继日地工作,经常不能按时吃饭、按时休息,身体上心理上都承担着巨大压力,自己的家庭疏于照顾,还对病人担负着重要责任。


人们常说“换位思考”“将心比心”,这些看似简单的道理,做起来却并不容易。目前,医患关系紧张,很多时候源于患者不理解医生。而要消除社会对医生的误解,媒体是重要的桥梁和纽带。在采访过程中,不止一位医生询问记者,身边有没有从事医务工作的朋友或亲戚?我感受到他们渴望被理解的心情。事非经过不知难,真正体验医生工作的辛苦,才会从医生的角度考虑问题,多一分理解,多一些宽容,医患关系才能更和谐。


来源:人民日报

【编辑:冬日的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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