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轴线上重要的地标性建筑，天桥将于下月复建完工，与其两侧原有的石碑一起亮相，从而结束其近八十年“有名无实”的历史，重现老北京的记忆。
天桥南移40米复建
天桥，原址位于今前门大街与天桥南大街的交汇处，是北京中轴线上的重要节点。古时为皇帝前往天坛祭天的“专属通道”，平民百姓不得通过，因而得名。1934年后，由于城市拓宽马路，天桥的地面构件被拆除，桥基埋入地下。从此，天桥开始了漫长的“有名无桥”的历史。
2012年，天桥复建方案获得通过。由于天桥遗址所在地已是交通繁忙的十字路口，因此在复建时，新天桥的位置向南偏移了40米。著名古建专家王世仁表示，就公众的审美体验而言，南移40米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我们是在中轴线上，不偏不倚地进行了南移。从保留北京城的历史记忆来说，并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此外，未来在天桥的原址上将设立地标，对天桥的历史变迁和位置变动进行说明，此地标的设计目前还在进行中。
由于天桥的建造时间、原状图均缺乏充分的史料记载，此次天桥复建的难度很大。“当时我们能找到的图片只有两张。一张是人物照片，照片上的人梳着辫子，应该是清代的天桥形貌；另外一张是天桥被改造调矮之后的照片，不过两张照片都很模糊。”
王世仁表示，即使难度再大，天桥的复建也极有必要。中轴线是北京城的灵魂，而天桥承载着重要的历史记忆。“一个人没有记忆，就成了植物人；一个城市没有了记忆，就失去了根。天桥复建的意义就在于唤醒城市的记忆。”
乾隆“赞美诗”重新竖立
此次与天桥同时亮相的还有天桥两侧的石碑。民国时期著名史地民俗学者张次溪在其《天桥一览》序言中曾记载：“闻父老言，桥（天桥）之两侧，旧各一亭，内有方石幢一。咸丰年犹在，至同治，其一移桥东某寺。又一置桥西斗姥宫，至今尚存。”嘉庆年间绘制的北京城图也显示，在天桥南端东西两侧确有两座攒尖顶碑亭存在。
这两块石碑分别刻着《正阳桥疏渠记》和《帝都篇皇都篇》，为清乾隆帝亲笔手书，前者记录了“天桥南河道的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后者则是乾隆帝写给北京的“赞美诗”，描述了北京的地势、物产背后的雄伟壮丽。
在张次溪的记录中，桥东某寺指的就是今红庙街78号院。该院民国年间的老门牌为红庙14号，原名弘济院，俗称红庙，建于清顺治年间，属私建僧庙，规模不大，红庙街即由此得名。目前该院内的寺庙建筑已全部毁弃，成为大杂院，南侧保存一幢石碑，就是1984年公布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正阳桥疏渠记》碑。
而相比之下，“赞美诗”的发现过程就颇费周折。上世纪90年代末，王世仁就倡议将石碑重新挖掘呈现，并圈定了石碑的大致范围。2005年初，在先农坛北坛门附近一家方便面厂的办公室地下，勘测出有大型石碑存在的迹象。由此，《帝都篇皇都篇》石碑在地下深埋几十年后，重见天日，后来被竖立在了首都博物馆新馆东北侧的广场上。
被发掘出土的《帝都篇皇都篇》碑，除了个头小了一圈，堪称燕墩上御制碑的“姊妹篇”。这一大一小的“姊妹俩”曾经给史学家造成不少困扰。“大家都觉得奇怪，乾隆帝为什么要建造这样一对一模一样的石碑呢？后来，我研究出的结论是，这一切源于乾隆帝的‘矫情’。”
王世仁解释道，现置于首博广场上的石碑，建造时间实际上早于燕墩上的石碑。“乾隆帝造完后，发现石碑太小，放在城门上迎客不够气派，所以就弃用了，重新造了燕墩上的大的石碑，前面先造的小型石碑就跟《正阳桥疏渠记》碑一起放到了天桥两侧。”
碑文保持原状部分空白
昨天，记者在现场看到，天桥两侧的石碑已经先期复建完工。一米四五见方的碑身，七米高，四角攒尖式碑首，束腰须弥式底座，精美浮雕镶嵌其上。碑身表面，只见满文钩钩弯弯、细腻婉约，汉文齐整排开，两种民族文字“和谐共处”。
北京文物古建工程公司总经理李彦成介绍，与原石碑相比，新复原的石碑从材质选择、文字到浮雕、图案，都是按照天桥两侧的石碑原样复制的。在复制过程中，由于碑面高达7米，没有办法将原拓片的所有文字，同时复印到一张纸上，因此，只能在小纸上复印之后，多张小纸再拼接成一张完整的拓片。“上面的字，是我们的专家一个一个凑起来的，力度、下笔，比照着反复制作。既要有美感，又要保持历史的沧桑感。”
遗憾的是，《正阳桥疏渠记》原碑面的部分碑文由于年代久远，风吹日晒，部分满文字迹已经风化，复原难度很大。王世仁告诉记者，一开始为了将此部分碑文复原，特意从全国各地请来了知名满学家，但是再三考虑后，还是决定维持原碑文空白的现状。“从汉文到满文，一千个人就会有一千种翻译。而且古满文的书写方式，跟现代满文又不尽相同。这些问题没有考证清楚之前，我们不敢轻易下笔。”
负责工程施工的项目经理李永旺介绍，他从事了三十多年的古建修缮，这么大的石碑还是第一次遇着。“每座石碑由5块石头组成，总重达六十多吨。在吊装的时候，为了使石块均匀受力，不对石料的棱角浮雕造成损伤，我们想了很多的办法，最后在每块石头正中从上到下打了通孔。两块碑，十块石头，整整倒腾了14个小时。”
来源：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