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主任、世界卫生组织心理危机预防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主任、国家卫生计生委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心理救援组副组长，杨甫德曾带领北京回龙观医院的专家，参与了“非典”、汶川地震、舟曲泥石流等重大灾难事件的心理救援工作，拥有极丰富的救援经验。那么，在灾难性事件中，心理援助究竟有多重要？日前，本报记者对杨甫德进行了专访。
文汇报：与其它灾难性事件相比，MH370失联事件有什么特殊性？
杨甫德：回龙观医院最早较正规地开展心理救援，是从2003年“非典”开始。当时调查发现，“非典”患者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焦虑、紧张和恐惧情绪。当时，我们医院主动请缨，要求成立一支心理救援队伍进入“非典”病房。尽管当时的疫情要求尽量减少和患者的接触，但我们的医生还是通过拍背安抚等方式，极大地鼓舞了患者。
之后，我们又陆续参与了地震、矿难、泥石流、黄金大米、“7·21北京大水”等灾难性事件的心理救援。如今，我们是国家卫计委首选的开展灾后心理救援的医院。
MH370失联事件与这些灾难最大的区别在于，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空难。至今，家属们依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因此他们在情绪上更多地表现出怨气和愤怒。同时，由于家属获得的信息相互矛盾，一会儿感觉很有希望，一会儿又觉得石沉大海，如他们所说，“心情如同过山车”。
文汇报：灾难性事件后，心理救援可以起到怎样的作用？它在何种状况下介入最合适？
杨甫德：灾难性事件给人造成的心理伤害是即刻的，如果得不到解决，它会发展成持久性伤害。国际共识是，心理救援的介入越早越好，最好在黄金72小时中。当然，尽早介入，也必须建立在熟悉状况、有序组织的基础上。
同时，心理救援还需要后续方案的跟进。不能说，心理救援只在当时开展，然后就撒手不管了。之后的心理干预要进行多久、如何进行，需要对受害者的个体状况进行评估，评估下来结果比较严重的，甚至要以年为单位进行干预。
文汇报：灾难性事件后的心理救援有哪些要点？要回避哪些误区？
杨甫德：心理救援工作者最大的职责，是帮助受害者从事件当中走出来。我们能做的是陪伴、倾听、共情和哀伤处理，最终的目标是引导他们走出这场危机。因此，我们不能将自己定位为拯救者，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施救。也不能够随意对受害者许诺，因为一旦承诺不能到期兑现，给受害者造成的伤害就更大。
在此次MH370失联事件中，心理救援工作者要做的，就是千万不能对家属的愤怒和怨气添油加醋。共情的目的不是支持负面情绪，而是为了帮助他们调整认知态度，让他们意识到，这种情绪对自身健康没有益处，对重建生活也没有帮助。
总之，心理救援的重要意义，在于将否认、攻击、愤怒等负面情绪，转化为积极的、正面的力量。使受害者走出情绪崩溃的境地，勇于面对现实，找到前进的动力。
文汇报：灾难发生后，应该采取哪些方式对当事人进行心理疏导？
杨甫德：灾难事件发生后，当事人会沉浸在极度悲痛的情绪中，这时，亲人的陪伴是很重要的。在MH370失联事件中，独身前来的家属会更需要援助。反之，当两个以上的亲属来处理这件事的时候，互相之间能够形成一种支持性保护。
其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当事人都要保持正常的饮食和睡眠，这是应付和面对灾难最重要的力量。要尽可能摆脱“现在这么难受，我怎么吃得下睡得着”这样的想法，因为这种状况只能让事情变得更糟糕。痛苦是客观存在的，但我们要学会自我调整，也可以适度依靠药物来调整。
再有，我们提倡当事人学习一些自我放松的技巧，比如放松呼吸，举行一些悼念仪式，痛痛快快地表达对亲人的思念。面对灾难时，人的情绪就像阴云密布的天空，要使它放晴，先要下一场雨。通过这种表达哀思的活动，人们可以将积压下来的巨大痛苦放松。
文汇报：在我国，灾后心里援救经历了怎样发展和丰富的过程？这种认知的进步体现在哪里？
杨甫德：在心理救援领域，2008年汶川地震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这是首次在国家层面上，由政府来牵头组织心理救援行动。在此之前，无论是1994年克拉玛依火灾中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专家开展的心理干预，还是2003年北京回龙观医院对“非典”病人的心理救援，都是自发的、小规模的。
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出台，将心理救援写进了法律，它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处理突发事件的时候，要纳入心理救援的工作。这意味着，心理救援从此有了法律上的依据。
从政府的管理层面上来看，心理救援变得更加有序、明确。现在，各地政府成立了应急管理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心理救援的工作。可以说，在灾难性事件发生后，没有统筹、协调和联动，绝不可能完成援助工作。比如，专家派到了前线，没人安排，没有具体任务，有事不知找谁协调等。
最后，救援的技术也在发展。过去的心理救援是建立在精神卫生专业的基础上，主要处理焦虑、抑郁等症状。现在，我们更关注创伤后的应激障碍。同时，随着技术日趋规范，心理救援专家会针对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干预手段。
来源：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