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未成名时，相声演员王自健喜欢调侃自己住的回龙观，“我是老北京，生在二环里，从小在胡同儿里玩儿大的，可是现在呢，我住回龙观。”听众哄堂大笑。
老北京人吴刚在回龙观第一批小区刚刚盖起来的2001年底，就像“把自己发配边疆一样”来了这里，“以前北京什么样人才来回龙观？经济适用房，那都是实在没钱买房的才来这儿，都是穷人才待的地方儿。”3年之后他选择离开，很少再回来，“没文化、没娱乐、没配套，真的想不起有什么好来。”
在这片仅有3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着近50万人口。人潮如同钟摆一样，在一次次的摆动之间度过一日一日的岁月。
但变化在几年前开始出现。2013年，北京市以中关村、上地等为核心开始部署创新驱动战略，回龙观也嗅到了新时代的味道。回龙观的野心是尽快撕去“睡城”的标签，成为创业创新的一块新阵地。
「 睡城之痛 」
回龙观原是老北京与昌平县城中间的一个边缘小镇，一大片农场、为数不多的村落几乎是这里的全部。从京藏高速进入回龙观的第一个公交站，至今仍然保留着“北郊农场”的名字。也正是因为偏僻，1986年北京市把专门收治精神病人的医院选址在这片田野之中。
1998年，一个政策改变了这一切。是年，北京市正式宣告结束持续了40多年的福利分房制度，同时批准建立经济适用房，以较低的价格出售给经济困难的家庭。回龙观成为首批经济适用房规划建设区域之一。
2000年，回龙观第一批经济适用房和商品房建成。2004年，昌平区发布新城规划，将回龙观定位为“城市边缘集团，主要以经济适用房为主，为中心城区人口疏散提供居住用地，规划增加商业配套设施，完善城镇功能”。这为回龙观睡城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规划出台的这一年，大批小区建成，仓促中，这些密密麻麻的六层板楼被安上了龙腾苑一区、龙跃苑三区、龙锦苑六区等等代号一样的名字。拿着低收入证明的北京人和北漂开始涌进回龙观。建成10年之后，回龙观已经挤进了30多万人，在规划中，这已是所能承载人口的上限。
弊病开始显现。直到2013年，回龙观只有一家破旧的二级合格医院，以及其他几家规模很小的医院。小学中学掰着手指就能数清，甚至没有一个图书馆。更让人恼火的是交通。高峰时开车从13号线城铁由北向南出回龙观，只有京藏高速等三条必然会堵的路可选。
城铁也是一种煎熬。工作日的早上8点，从公交车上冲下来的人群快步走到回龙观城铁口，开始摩肩接踵一寸寸的排队进站。十分钟，转过四个弯，几乎没有人说话，低头刷手机或者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你能感觉到吗？有点像《行尸走肉》里的样子。”一个年轻的创业者告诉记者，“那种拥挤与麻木，分分钟都让人觉得生无可恋。”
一份数据显示，2014年在北京市早高峰进站客流量最大的11座车站中，有4座在回龙观区域，其中回龙观站以近17000人排名第二，霍营、龙泽、回龙观东大街分别位列第四、第七和第十一，进站客流均超过10000人。
2014年2月，时任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说，“像北京的回龙观，30万人口的新城区里很少有就业岗位，大部分人早上涌到老城里来，晚上又涌回新城，造成巨大的钟摆式城市交通。实践证明，这类新城是失败的。”
「 事情正在起变化 」
2013年底，乐邦乐成租下了刚刚建成不久的龙冠置业大厦中的两层，建立创业孵化器。乐邦乐成成立于2009年，以昌平区回龙观、西二旗及周边为运营区域，服务创业团队和中小企业，提供创业空间、天使投资、增值服务。
当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9月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发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并于几个月后在中关村创业大街喝下一杯咖啡时，回龙观的创新创业步伐也开始加速。
2015年11月，回龙观创新创业社区正式揭牌，腾讯众创空间也同时开启。“当时就感觉到气氛变了。”韩卫说。韩卫2002年来到回龙观，2012年他创办回龙观社区创业沙龙，连续举办两届回龙观创业大会，几乎见证了观里创业的发展，“回龙观以前主要是围绕生活创业，比如儿童教育、餐饮等等。也有一些做软件外包、软件开发。”2014年8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韩卫讲讲回龙观创业的故事，与他同行的创业代表，正是做餐饮连锁的盛百味餐饮公司总经理郭奇。
2014年10月，韩卫加入回龙观创业大军，并在2015年1月转向社区O2O洗车，半年之后由于融资问题创业失败。此后他创办精益创业学会，与创业者分享创业经验和思考。
作为一个准90后，优克里里的创始人戴育卿在纽约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拿到两个硕士学位，回国后进入银行工作，这份工作让他觉得无趣，没有多久就离职创业。2014年，戴育卿与朋友在五道口创办优克里里，“是一家专注于社交的视频直播平台。”不久，第一次创业就以失败告终。
戴育卿第二次创业来到回龙观腾讯众创空间，他也把房子租在旁边小区，这次他做的“噗通”是一个二次元社区。我向他请教什么是二次元，他想了一下，“所有被年轻人喜欢又被玩坏的东西。”
回龙观腾讯众创空间原本被规划为一个商场，建筑面积5.5万平米，后来却变成一座烂尾楼，孤零零的夹在居民楼和回龙观镇政府之间。2015年，昌平区政府支持下，昌科孵化器公司与英诺创业圈成立合资公司，并且引入腾讯，成立腾讯众创空间。“合资公司是项目的具体运营方，腾讯主要贡献的是品牌、开放平台和资源导入，并不参与物理空间的运作。”回+双创社区CEO张多介绍说。回+双创社区是一个定位于推动回龙观和天通苑地区创新创业的服务平台。
回龙观腾讯众创空间
“找对人，就是找对合作伙伴。我们要把居住社区变成创业社区，首先要解决的是区域标签更替的问题，全国单体体量最大的腾讯众创空间就是这样一个创业品牌导入，为这个区域贴上了一个创业标签。”昌平区副区长苏贵光这样解释与腾讯的合作。
作为开放平台，腾讯会将线上孵化的企业优先推荐到腾讯众创空间，同时如果有公司接受“入孵”并且达到要求，腾讯会用部分服务和优惠换取创业公司股权，利用腾讯的平台促进项目的发展。有创业者直言，“我们就是冲着腾讯的名声来的。”
在装修味道还未散去的二楼一间联合办公室，每一个工位上面都贴着公司的名字，有好几个公司只有一个工位。“不仅中关村的政策可以在这里用得上，还有昌平区一些优惠政策也可以落地。”张多说。
张多现在常驻腾讯众创空间。据她估算，目前仅仅在回龙观孵化器里面的企业，已有1000多家。她常常思考，要怎样才能揭掉回龙观“睡城”的标签，形成创新创业效应。戴育卿的答案是“20个腾讯众创空间”，还有不少人的答案则是“更多从这里脱颖而出的知名公司”。
回+双创社区CEO张多很想用“创业”替换掉回龙观“睡城”的标签
“对于昌平区的创新创业而言，回龙观意味着什么？”
“从更高层面上，回龙观也是昌平区的孵化器。在这里孵化出的企业，我们可以给他们提供阶梯式的办公区域，无论多大我们都可以满足。通过政策鼓励等方式，让他们留在昌平，推动昌平创新创业的发展。”张多想了一下，“从某种程度上讲，回龙观现在就是一个超级摇篮。”
「 散落在民居的创业者 」
几乎在回龙观破土动工之时，直线距离10公里的中关村步入中国互联网的黄金时代，直线距离不足4公里的上地信息产业园落成。2002年中，13号线城铁贯通，从龙泽、回龙观到上地、五道口最多只需要20分钟，而这里的房租，仅有同期城里的一半。大批IT人士、刚毕业不久的学生搬进回龙观。
张多回忆起自己2002年刚到回龙观时的样子，“我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当年我一个人北漂，租不起城里的房子，到了回龙观，你突然会觉得原来你可以在北京生存下去，这里可以有个角落让你去实现梦想，它给了我足够多的安全感。”
韩卫2002年开始就住在回龙观，“你如何看待回龙观？”本刊记者问。他看了一眼在旁边看书的儿子说：“作为一个北漂，我在回龙观买了房，结了婚，我的儿子生在这里，也在这里长大和读书。这里就是我的家，我的第二个故乡。”
来观里之前，20多岁的吴刚创办了游戏公司“数位红”，年轻气盛，租了国贸最顶层作为办公地点，“特别贵”。高昂的房租再加上没有收入，公司很快就濒临破产。他不太甘心，连凑带借弄了10万块继续创业。有了第一次教训，他拼命找法子省钱，“当时回龙观一个三居室租金才1600，城里最少得3000，一年就能省一两万。我们一试网速还特别快，就这儿了。”
2001年底，在一个北风呼啸的寒冬夜晚，吴刚把办公室搬到龙泽苑。“那会儿就是个大农村，是真的村儿。小区旁边全都是拿铁板摆的卖菜摊儿，跟农贸市场似的，农用三轮在路上嘟嘟嘟横冲直撞。一到晚上除了我们小区亮着灯，其他全是黑灯瞎火。”
三个人一人住一屋写代码，为了解决团队吃饭，吴刚自己兼职做了一年多厨子。请不到熟手，只好招刚毕业的大学生。游戏圈的朋友聚会的时候给他打电话，“吴刚，你干嘛呢？”“回龙观编程呢。”然后就没人愿理他了。
筹了一部分钱后，吴刚把公司迁到了更大的回龙观云趣园小区，他在几年后的纪念文章里写道，“租金1800元，装修花600抹了遍大白，消灭蟑螂近千只。”
2010年，田金涛从华中科技大学毕业，正式开始北漂，在搜狗做产品经理。不久他创办香哈网，做午餐外卖配送。他把办公室放在回龙观龙博苑二区，几个人坐着地铁去五道口、国贸发传单。公司没有收入，“穷的出去发传单连瓶水都买不起”，田金涛只好把办公室搬到更便宜的良庄家园最顶层，“不光是下雨漏水，顶楼特别热，还没有空调，我们几个程序员就光着膀子写代码。”
直到第四年，转型做菜谱网站有了收入，香哈才搬进了商住两用的龙旗广场。“复式，特别的小，房间也很矮，都是一些商贸公司、中介公司，我们显得很另类。”田金涛说。
几乎在香哈转型的同一年，友商“下厨房”也在回龙观一个三室一厅里创办，不久就搬到一个小别墅，门外花园种菜，一楼做饭吃饭，二楼办公开会，地下运动健身，相当惬意。
张建涛的家就住在下厨房的办公室附近，他的第一间办公室则选在了香哈所在的龙旗广场。这两个地方相距不到10分钟车程。张建涛在一家存储企业工作十几年后，2015年创办了得瑞领新，主攻存储芯片。
“当时看了好几个地方，上地那儿太贵，也就回龙观性价比不错，而且也方便加班。”后来他发现在龙旗广场那儿没太多创业的感觉。“除了旁边一个做机器人的，别的好像都跟科技没关系。”
现在得瑞领新搬到了腾讯众创空间，因为租的5层还在装修，他和同事只能暂时挤在4楼一个办公室。他把采访时间安排在了晚上，办公室里，他的兄弟们一边吃着外卖一边检查着代码。
张建涛的邻居是云丁网络，他们的主要产品是智能锁，公司已经有了100多人，几乎是整个空间里最大的团队。云丁从西二旗搬到回龙观，这多少与一些公司的运动轨迹相反，“我们大部分做研发的员工都住在这边，所以一听说要搬到回龙观，我们都特别开心。”云丁网络市场负责人宁佐瑭笑着说。
2016年已经是丁峰创业第五年，他的pptstore在东亚上北，这是一个由十三座20多层的楼房组成的商住两用小区。周二上午十点，小区里满是带着孩子的老人，遛狗和买菜归来的人晃晃悠悠穿行其间。21层昏暗走廊的尽头，丁峰和他10个员工挤在两室一厅里面。
创业第五年，pptstore创始人丁峰依然和他的团队挤在一个商住小区的两室一厅
“我们在这五年了，原来在4号楼小一点的房间，后来换到现在的5号楼，这个房子已经是小区里最大的了。”丁峰的办公室墙面上，还留着斑驳的“音乐工作室”五个字，这是上一家公司的印记。他深吸一口烟，“这个小区里面的公司最少有大几百家，我们去年交经济普查材料的时候，物业桌子上垒了这么厚。”他用手比划着，手掌几乎与他桌上硕大的显示屏一样高。
从丁峰的办公室窗户可以俯瞰大半个腾讯众创空间。“等过段时间，里面装修的甲醛散了我们就找机会搬过去。”他点燃1个小时里的第四支烟，“就是到那里抽烟就不能这么方便了，他们写字楼不让抽烟。”
「 诱惑与无奈 」
2015年底，时任中关村昌平园管委会主任的苏贵光提到过几个数字：回龙观文化居住区有将近50万人口，其中18-45岁之间、大专以上学历占整个区域人口的70%，居民大部分是IT工程师、商业金融、文化艺术等领域从业人员。田金涛笑道，住在回龙观，出去买个菜都能碰见好几个搞互联网的。
一位VR创业者说，从在北京的销售情况看，他们的VR产品卖的最好的是中关村、五道口以及回龙观。高密度、高学历、高收入，对新鲜事物抱有非常开放的心态，是他给回龙观人贴的标签。
正因如此，回龙观成为很多互联网公司必争之地。无论是此前的千团大战和更近一些的O2O大战，这里都成为短兵相接的主战场和练兵场。观里人自然不会放过家门口的机会，50万人的需求是一个诱人的蛋糕。
“在回龙观创业可能有个问题，回龙观太特殊了，高学历的、做互联网的密度很高，能在回龙观成功的模式不一定能在其他地方成功。”韩卫将其称为回龙观创业的“假象”，“创业者要想成功，一定要在思想上走出回龙观。”
也不乏成功的案例。2010年，致力于本地生活服务的生活半径在回龙观成立，成为最早的O2O创业者之一。之后两年，这家公司都在观里验证打磨着自己的商业模式，直到两年后开始在北京复制。2012年，生活半径把办公室迁到了朝阳区三元桥附近，而回龙观，也随之变成了“革命老区”。2014年12月，生活半径拿到5000万元的B轮融资，把商业模式复制到了北京之外。
与生活半径轨迹相似的，还有今年7月底陷入破产清算传闻的青年菜君。这家半成品净菜O2O公司第一个门店就开在了回龙观地铁站，而他们的第一间办公室，就在一路之隔的龙博苑一区。创业的日子里，一幅巨大的回龙观地图挂在简陋的会议室，图上一行大字“青年菜君光芒万丈，照耀回龙观”时时刻刻给团队打着鸡血。并没有多久，拿到投资并开始在其他区域复制的青年菜君也把办公室迁到了三元桥。
尴尬的是，这两家从回龙观长大的企业，从未在回龙观注册。资料显示，青年菜君的最初注册在海淀，而生活半径则注册在了朝阳。这并非偶然的个例，不止一位受访者告诉本刊，“有非常多的企业注册地在海淀朝阳，办公却在回龙观。”这甚至可以被认为是回龙观创业者的特征之一。
背后的原因十分复杂。某园区发展集团的受访者说，“回龙观一直都被贴上睡城的标签，海淀和朝阳听起来更高大上。海淀在科技企业管理上的经验更是非常丰富，所能提供的政策也更多。而且……”他把声音刻意压低，“有的投资人甚至私底下明确告诉被投企业，不要把企业注册在昌平。”
在很多人的眼里，回龙观的形象都不高大上
成本低、离家近、IT人才多，几乎是每个创业者都会提到的优点。“700步”，这是一位创业者测算的办公室与家的距离。这也成为回＋双创社区重点宣传的内容，一位园区专业人士说，这样的痛点抓得很准。
缺点其实也显而易见。回龙观虽然可以提供大多数人才，但也并非全部。采访时，戴育卿就在为招一个合适的运营犯愁，他看上一个很不错的候选人，然而由于距离太远，候选人选择了放弃。
另一个迫使企业不得不离开的是硬件。民宅和极少的商住两用办公空间根本无法满足日益扩大的创业团队的需求，而回龙观已经没有土地再建写字楼。长大的企业不得不面临两个选择，一是继续向回龙观以北迁移，这需要不小的勇气；另一个则是走向北方之外的其他三个方向，这三个方向的结果都是离开昌平、离开回龙观。
田金涛选择了第二种，拿到联创的投资不久，他就把香哈搬到了离回龙观一步之遥的海淀区中关村东升园，友商“下厨房”也搬到了隔壁的宝盛广场。
张建涛更倾向于把公司搬至回龙观北侧边缘的宏福科技园，“或者把研发放在回龙观，商务销售这些需要形象展示的部门放在海淀或者朝阳。”也有创业者非常明确地表示会离开。“会去哪儿？”“望京，去和我们同类的公司扎堆儿。”
即便经过十几年的漫长岁月，吴刚依然清晰地记得把公司迁回城里时的兴奋，“快乐！开心！终于离开了那个地方！”他给每一个词都加了重音，配合着挥舞的手势，像是凯旋的将军。
在吴刚感慨创业历史的微博下面，一位创业者颇为兴奋，“回龙观看来是一块风水宝地啊，我们一定要走出回龙观！”评论完，创业者又发了一条微博，“哆啦A梦保佑我们走出回龙观！”
采访手记：
其实50万人以睡眠的状态聚集在回龙观本身就是一个时代造就的错误，近20年后住在这里的人依然需要每天为这个错误付出高昂的代价。
定居在这里的人把自己成为“观里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来北京打拼的异乡人，从一个不停搬家、租房、再搬家、再租房的北漂，终于在这里安定下来。这里也是很多毕业生的“第一个窝”，从他们中走出了许多名震江湖的业内精英。成名后，许多人也离开了回龙观。
但是睡城的命运正在被改变，在这样一个以人才为核心的创业时代，回龙观成为了双创的“富矿区”，变化也悄然在这里发生
（来源：《中国企业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