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公益时报
■ 本报记者 陈江宏
和北京冬天凛冽的西北风同时袭来的是，国内越刮越猛的“反赌风暴”。
这场风暴带领人们直面中国足球的黑暗，更见识到地下赌球危害和打击私彩的必要性。来自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的数据表明，2008年我国非法赌球的赌资约达一万亿元人民币，造成巨大的社会问题和财政损失。为此，北京大学彩研所执行所长王薛红建议，国内应开发有中国特色合法博彩项目，用疏导的方式满足人们的娱乐和消遣需求，增加公益彩票筹集的公益金。
足坛“扫赌”犹如治水，应该“有堵有疏”。
一个并不遥远的经验：香港也曾面临着地下赌球泛滥的境况，但通过“疏堵并举”，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顽疾。2003年，香港通过了《博彩税条例草案》，特区根据这一条例授权香港赛马会经营足球博彩，不仅增加了财政税收，也从法律上治理了“问题博彩”。
还有半年，我们将迎来南非世界杯，算算时间，真的不多了。
冲着售票员胆怯地伸开手，里面躺着8个钢镚，还不足以付一元钱的车费。面对售票员的奚落，任杰小声恳求了一句，就低下头快速向公交车后部走去。
这是2004年除夕前的一天。满车的人都沉浸辞旧迎新的喜庆中，除了他。半个小时前，任杰和妻子在家翻箱倒柜找了半天，才总算凑了这八毛钱，全家也只能找到这点钱。他要急着赶去北京丰台，目的只有一个：找朋友借钱。
1992年，21岁的任杰从不通公路的重庆山区老家，独自来北京打工，那时，偌大的北京城还没有“北漂”这个词。5年后，他的公司正式启动，做到最好的时候，任杰拥有近两百万的存款，位于国展中心的办公室，私家车，北京城里有了两套住房，他还在重庆老家为父母也买下了两套房产。他结了婚，生了女儿，若时光能倒流，这个故事可以成为一个山里娃在北京奋斗成功的传奇。
但是，2002年世界杯，任杰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了赌球。两年后，任杰输掉所有的这些。曾经动辄拿出几十万放进赌球场里的他，现在却连坐车的一元钱都拿不出来。
一个百万富翁的戒赌抗争
那一年的世界杯，任杰被朋友带进了赌局。他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自己下的第一场球及下注数额，“巴西对土耳其，我下了500块，赢了。”一届世界杯打下来，一算账赢了4万，钱第一次来的如此简单，他爱上了赌球。
但再次出手，好运不在，任杰很快输掉了20多万，世界杯的收成也全部赔了进去。不是没有想过收手，但从手边流失的钞票让他无法平衡，“要赌一把狠的！”任杰决定，只要捞回来就退出。他精心选择了6场球，总下注金额100多万，结果全胜，最终赢回75万。
如果此时，他能够“金盆洗手”，人生将是另外一种方向。
仅仅半个月后，庄家给任杰打来了电话，句句都是难以抗拒的蛊惑：都赢了75万，以后每场下1000，你一辈子都输不完！任杰于是又开始小赌，从1000到6000，再翻倍到12000、24000……“最多时一晚能输几十万，当然，有时候也能赢这么多”，“倾家荡产”不过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当时的心态，就是无论如何山穷水尽，依然渴望一把翻身。”所有的存折，被逐渐取到一分不剩，直至销户；妻子的首饰，也被一一变卖；远在老家的父母，开始收不到北京寄来的生活费，置下的两处房产也很快被变卖，还欠下了100多万的外债……
浑身上下再也拿不出1分钱去下注，山穷水尽，任杰必须要戒赌了。
成立反赌球联盟
任杰把自己关在家里，庄家、赌友，他不和任何人联系，他不看电视，不上网，不买报，每日面壁思过，“曾经的那个任杰必须死掉！”
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他带上工具来到了以前公司门口擦皮鞋。当他不再在意别人的目光而坦然直面时，“我知道，我成功了”。一个多星期后，从前曾有过合作的一位老总找到了他，给了他重新工作的机会。
很快，2006年到了，德国世界杯即将开战，昔日的“赌友”找到了任杰，想让他再次下“水”。已经成功戒赌的任杰发现，身边仍然有许多人像当年的他一样执迷不悟，要趁机捞一把。于是在那年“五一”长假，他把自己的经历写成十万字的《哭球，一个赌球者的自白》，希望用自己的经历警告那些深陷赌瘾、难以自拔的赌徒们。
为了帮助更多的人，他在网上成立了“中国反赌球联盟”，正式树起了“民间反赌球”的大旗。从此开始，他被赌球者看成救星。有人在跳楼前给他打电话；有人将他的《自白》放在身边，只要到比赛日手痒时就拿出来看看；还有人在他的博客里留下一封有91个叹号的遗书。
2006年9月，任杰的“中国反赌球联盟”从线上走入现实，位于北京昌平回龙观社区的“哭球”烤鱼餐厅，就是联盟的形式之一。当初好多来求助的人，都是身无分文，来了也没有个着落。任杰妻子的娘家人组织了一次家庭会议，经过考虑，决定帮帮这两口子，最终凑出25万，开了这家饭店。
在这间小店里，任杰宣称要帮人们戒掉赌球，为此，他甚至禁止自己的厨师在店里斗地主。餐厅的菜谱，也承载着“反赌球”的作用。在这里，“黑哨”、“假球”、“辛酸球迷”等等，都成了菜肴名字。任杰希望来吃饭的人不仅尝到美食，还能内心对赌球产生本能的抗拒。但时至今日，只有10个人来这里戒赌，其中一个只待了一天，就被严苛的教育吓跑了。
如今，任杰每天在努力工作，还有20多万的欠款未还。当年的那些赌友，有人失去了工作，有人为还债去卖淫，还有人因欠下赌债去偷抢被抓进监狱。5年后，他终于在这个冬天迎来了轰轰烈烈的反赌球风暴。为了庆祝，任杰在自家饭店玻璃窗上贴出广告：店内所有烤鱼打5折。对他来说，这5年已经恍然如梦。
地下赌球冲击足彩
尽管被媒体誉为“民间反赌球第一人”，任杰所不知道的是，在他和“中国反赌球联盟”艰难支撑的背后，是全国每年高达一万亿的非法赌资肆虐。
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执行所长王薛红向《公益时报》记者透露，经过研究和调查，国内每年的非法赌资和彩票的资金比例大概是10比1。2008年，中国彩票销售额为1,060亿元左右。按此类推，去年中国的非法赌资就可能高达1万亿元左右，“地下赌球的赌资相当恐怖。”她的研究还表明，2008年，中国有3000亿元赌金通过代理的赌博网站，流向境外。
虽然国内已经有合法彩票，但在赌球者看来玩足彩只是赌球的入门教材。王薛红表示，“赌球是真正玩赔率的游戏，并且赔率随着赛事变化而变化，有很多兴奋的因素在内。”此外，现在一些境外赌球集团还给用户提供了多种优惠措施，赌客可以在互联网上进行投注，一般在次日才进行赌资结算，投注当时并不伴随实际的现金交易，这些都加剧了赌徒们的非理性。
回望2001年10月22日，在中国队首次获得世界杯出线资格半个月后，足球彩票正式在北京、辽宁、上海、广东等12个省市发行。500万封顶的头奖也着实吊足了彩民的购彩欲望，甚至惹得玩惯了赌球的香港和澳门的球迷也情不自禁过境到深圳、珠海等地买足彩。据说，当时深圳足彩的三分之一买主都来自香港。在发行两个月后，足球彩票的全国销量就由首期的2121万翻了10倍，稳定在2亿元以上。足彩的盛景在2003年3月达到了巅峰，销量一举突破3亿，达到3.16亿元。但猖獗的地下赌球对正在发行的足球彩票已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力，到了2006年，足彩销量江河日下，近两年的单周发行量最低时甚至只有两三千万元，与当初的两三亿形成了鲜明对比。
对此，山东省体彩管理中心副主任张云海坦承：赌球的赌徒们认为，体彩中心发行的足彩竞猜场次太多，中奖很难，奖金太低，充其量只能算小儿科。足球彩票虽然把返奖率提高到了65％，但与地下赌球的返奖率还是有很大差距。而且在玩法上，公彩不如地下赌球灵活、刺激，地下赌球不仅可以竞猜单场比赛，而且一场比赛就有多种玩法，相比之下，足球彩票就显得过于单调。“公彩之所以不能搞得太灵活、太刺激，主要是为了避免部分彩民沉溺其中，可地下赌球就不会有这些问题。”
据张云海估算，仅以青岛市为例，一年流出去的地下赌资就高达200亿，这个数字相当于山东省体育彩票和福利彩票两年的销售额。前几年，足球彩票刚刚发行时，山东省每期的销售额最多能达到1000多万，少的时候也有600万左右，而现在每期的销售额只有100多万，“这其中就有一部分人投身到了地下赌球的活动中。”
因此，王薛红认为，足球的球迷数量巨大，看球时进行博彩是很多球迷的心理，而足彩又不能满足球迷的需求，在足坛打黑后，中国应该逐步放开博彩业，实现博彩合法化。
专家建言正视赌球
有律师表示：侦查难、量刑难、成本低、利益高，几个因素累加起来，成为赌球行业飞速发展的客观因素。
按照目前我国刑法，组织非法赌球只能参照“赌博罪”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这对于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上千万元甚至高达上亿元的赌球来说，利益和诱惑如此之大，成本却如此之小，成为他们敢于铤而走险的最大动力。
除去法律层面的原因，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赌其实是一种人性。禁赌并不能消灭人们对赌的需求，而是迫使其通过地下赌或出境赌等方式得以满足。如果只“堵”不“疏”的话，效果难尽人意。
2008年，王薛红带领其研究团队曾调查了31家网络赌博网站。她当时就指出，包括足球在内的博彩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我们周边国家都陆续将博彩合法化，要防是防不住的。堵既然堵不住，就应该想办法疏导。只有将之纳入到合法之中来，政府才能对之进行监管，才能着手配备消除其负面性的措施。
作为一种产业，博彩业可以筹集大量的社会闲散资金，用于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博彩业具有的慈善功能，是它正面效应和存在的合理依据，也从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博彩的负面效应。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执行副会长林嘉騋曾提交“适当放开博彩业”的提案，主张国际金融危机是国家鼓励二次财富分配政策出台的好机会，适当放开博彩业，“中国现在既然有体彩、福彩，那也可以增加些教育彩票、扶贫彩票。”
“关键是要开发合法的有中国特色的博彩项目，用疏导的方法满足人们娱乐和消遣的需求。”王薛红表示，当私彩泛滥时，公彩应当挺身而出。
但是，全面放开博彩业，也可能带来巨大的社会风险。王薛红直言，中国非法赌球问题的根源既不在于公安部是否坚持“严打”，也不在于是否放开了博彩业，而在于中国法制建设的完善和足球职业环境的改良。法制不完善，足球运动环境就不规范，从而影响运动员的收入，使得赌球带来的收入显得更有诱惑力，而犯罪的低成本、低处罚率也在鼓励其参与赌球。因此，只要制度建设跟不上，放开博彩业也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更可能造成赌球的泛滥。
根据以往的经验，每到世界杯和欧洲杯等国际重大赛事期间，地下赌球都会迎来迅猛扩张的契机。对中国足球而言，国际赌博集团已经编织了一道利益网，要彻底根治足坛黑幕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半年后，我们又将迎来南非世界杯，那时在球迷的欢呼喝彩声中，我们希望不要再上演任杰的故事。
■香港经验
马会助力政府打击私彩
香港就曾于2003年开放足球博彩以应对越来越严重的网络赌球和地下赌球。当年，香港通过了《博彩税条例草案》，特区根据这一条例授权香港赛马会经营足球博彩，不仅增加了财政税收，也从法律上治理了“问题博彩”。
在香港，赛马已超越了运动项目本身的意义，不仅成为市民的生活方式，更是香港社会文化重要的载体。现任世界彩票副主席，时任亚太彩票协会主席、同时也是香港马会投注事务总监投注事务执行总监陈承楷早前表示：“以前香港的私彩比现在更泛滥，执法部门也不断打击，但效果并不理想。后来，香港政府建立了疏导机制，打击与疏导并行，一边由执法部门打击私彩和赌球，一边开发新的游戏玩法，给买私彩、赌球的人提供合法正常的博彩渠道，把他们吸引过来买彩票。”
12月7日上午，香港赛马会主席陈祖泽面对记者表示：香港赛马会成立125年来，回应市民需求，打击非法赌博，将市民博彩的金钱引入正途。马会在营运会所和规范化速度赛马业务外，也专营“六合彩”奖券和足彩业务，并同时协助香港特区政府，执行打击各种非法赌博的政策。
目前，香港马会是香港特区单一纳税最多的机构，已经过去十年间，马会捐款已超逾一百亿港元，使其成为全球最大的慈善捐款机构之一，也是继特区政府之后，香港最大的慈善公益资助机构。
正视非法赌球背后巨大的市场需求
——专访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执行所长王薛红
《公益时报》：在传统理念里，我们是羞于谈论赌博的。因为这场“反赌风暴”，我们对于赌博的问题，从最初的谈赌色变到避而不谈直到现在的不得不谈。
王薛红：应该讲“赌博”是一个中性词。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在受儒家文化传统和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下，我们一直奉行严格的禁赌政策，一直不放开博彩市场，致使很多人千方百计跑到澳门、东南亚、美国狂扔票子，让人家发了横财！一个小小的澳门，博彩业占到了经济收入的80％，而这其中就有好大比例来自国内，这些资金为什么不能留在国内呢？既支持了政府事业，还可以投入慈善事业，改善环境，为社会做贡献。
事实上，我国的全面禁赌政策已演变成“片面禁赌政策”，面临前所未有的尴尬。一方面，禁赌就无法像开赌国政府那样享有巨额的博彩税和增加就业等多方面的益处，同时还要承担巨额的财政成本以打击和控制各类非法赌博活动。另一方面，由于无法控制个人的参赌行动，大量赌资通过地下钱庄、境外赌场和网络虚拟赌博等途径流到境外。在这场赌权开放的国际博弈中，我们每年都要承受着巨额的金融损失。同时，因过度赌博而带来的大量赌害却并没有追随赌资流到境外，社会不得不面对境内居民因赌博而诱发的贪污受贿、暴力犯罪、离婚和个人经济困难等严重经济和社会问题。
《公益时报》：如果赌博是中性词的话，该如何区分合法赌博与非法赌博？
王薛红：目前，如何识别非法赌博，特别是在以赌资大小为标准这一问题上，法律未予明确规定，各地标准不一。与许多其他社会活动一样，赌博本质上无好坏之分，也没有天然的合法和非法之别，其合法性完全源于法律的许可。如果允许就是合法；不允许，就不合法。
我们一般把赌博分为社会娱乐活动和商业博彩两类。像群众在家玩麻将、斗地主都是社会娱乐活动，是群众自发性行为。商业博彩则是有组织和有经营性行为的赌博活动，组织者以营利为目的。对于商业博彩，政府可用法律对是否开放以及开放程度加以严格限定，受法律认可的商业博彩项目均为合法，而未受法律认可的项目为非法。对商业博彩的开放或部分开放，有些国家和地区采取法律或政府特许的形式，如香港，就以“本港政府禁止赌博，赛马除外”的独特方式使其合法化。
《公益时报》：所以，你一直在大声疾呼全面放开博彩业？
王薛红：我一直在讲，在中国，博彩早就已经合法化。彩票、竞技游戏和娱乐场被公认为博彩业的三大支柱，其本质均为概率游戏，仅在游戏设计、中奖概率和返奖比例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当1987年，我国开始发行彩票时，中国的博彩业就已经开放了，只不过此后的20年，中国博彩业以“彩票的名义”得到进一步发展。
《公益时报》：回到眼下的非法赌球上，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个社会现象？
王薛红：我们必须正视。目前我们确实难以立即对中国职业联赛进行竞猜，要想在合法环境下发展体育赛事竞猜，必须确保赛事和下注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必须杜绝假球与黑哨，才能确保诚信度。下注的过程需要一个合理的商业安全系统，要设计出平衡发行机构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模式，保证这种竞猜的娱乐趣味性，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这里面的难度很大。就算是目前实行合法赌球的很多国家与地区，在不少实施细则上也存在争议之处。
所以，目前最现实的举措是打击非法赌球系统与中国职业足球联赛之间的幕后联系，同时通过网络、金融等手段封堵这些非法赌球集团的运营。不过，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终极之道，我们必须研究非法赌球现象背后蕴含的巨大市场需求，正视这个特殊的消费群体，增加体育彩票的品种，尽早出台更加贴近消费者的博彩产品。
《公益时报》：但人们依然会担心放开足彩，会导致赌球泛滥。
王薛红：足彩变不成赌球，这是两种产品。反倒是，我国周边国家均已开放赌权，甚至直接在边境地区设立赌场，目的就是吸引中国赌客。我们迫切需要考虑是否改变治理政策，避免使我国成为全球赌博业最大的客源国。
《公益时报》：您的观点一向都是要疏堵结合的治理赌球。
王薛红：赌是一种人性，能同时满足人在冒险和娱乐两个方面的需求，禁赌并不能消灭人们对赌的需求，而是迫使其通过地下赌或出境赌的方式得到满足。而博彩可为政府提供大量税收收益，轻而易举赚取大量外汇，这样的好事，我们为什么不做？反而要把自己的大量资金拱手送给外国人。
关键是“严打”无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我举一个例子：2005年，公安部曾发起“利剑行动”打击非法赌博，耗时一年半，却最终不了了之。更可怕的是，“利剑行动”还导致北京等地的棋牌室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公安部还曾找到我来寻求对策。现在，我个人担心的是，事情会重演。这次反赌风暴宣传力度这么大，很多以前不知道还能地下赌球的人这次知道了，也会加入到赌球的队伍，这反而起到了反作用。
《公益时报》：今年7月1日，《彩票管理条例》开始施行，这一条例对非法赌球有没有约束？
王薛红：我参与了《彩票管理条例》的制定工作。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也有不少专家提出把打击私彩写入立法原则，但是最终并没有写入。《彩票管理条例》没有涉及非法赌球的约束工作，只是约束合法彩票事业。目前就彩票业的变革来说，还到不了推出固定赔率的足球彩票的层面，这是让我和不少专家感到比较遗憾的地方。
《公益时报》：一旦放开博彩，会带来大量社会问题，怎么办？
王薛红：我们必须树立责任博彩观念，尽快落实中国彩票业的社会责任，关注彩民，建立健康彩市，实现中国彩票业的可持续发展。在责任彩票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加强问题彩民的救助。政府是商业博彩的最大资金受益者，因此在责任博彩上也负有最大的义务。
